另外，还注意了发动群众争取民主，促使国民党政权民主化。
国民党政权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有进步的，中间的，顽固的，也有汉奸、特 务，五颜六色，不一而足。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 力，尽力促使其进步化、民主化。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经常通过宣传舆论、派人谈 判、召开宪政促进会等方式，要求国民党的各级政府官员，从抗日大局出发，贯彻三民 主义，实行减租减息，免除苛捐杂税，改良人民生活，打击和清除汉奸势力。就是说, 要他们多办好事，少干坏事。统一战线的基础力量，是人民群众。民心不可侮。国民党 有些人士也懂得这一点。我们就发动群众，对付他们，制约他们。一九三九年日军对鲁 中大“扫荡”前，国民党顽固派把山东的所有群众抗战组织通通解散，以官办“群众 团体”取而代之。这些“群众团体”平时耀武扬威，摇旗呐喊，颇有点声势，但一到 “扫荡”来临，便同国民党官员一样，夹着尾巴逃得不见踪影。国民党搞“官办”，我 们就搞“民办”，在各地发动群众，组织自己的抗日团体，什么宪政促进会啦，妇女救 国会啦，自卫团啦，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猛烈扩展，形成强大的洪流，压迫国民 党政权倾听群众呼声，不能为所欲为。在我根据地内，各种群众团体是民主政权联系群 众的桥梁，八路军的得力助手，对粉碎敌人的“扫荡”，巩固和扩展根据地，发挥了重 要作用。
在此期间，我和于学忠进行过一次谈判，内容也是谈政权问题。于学忠住在东 北军驻地，距我们只有三四十里。解方同志在东北军，当时叫解沛然，从事我党的秘密 工作。有天夜里，我和朱瑞等同志按照事先约好的地点，与解方同志会见。他汇报了对 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情况，介绍了于学忠的政治态度，认为此人原是张作霖、张学良的老 部下，在国民党里受排挤，倾向联共抗日，属于中间派，可以争取，但目前对我们建立 政权很不满意。军政委员会商量的结果，决定由我出面，代表八路军和于学忠进行一次 正式谈判，缓和矛盾，争取他向我们靠拢，以便更好地孤立顽固派沈鸿烈、秦启荣等。 一天，我带上警卫参谋，骑马到于学忠住地，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双方先是讲了一 些联合抗日的话，强调在东北军和八路军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应当团结对敌。接 着，他的话题就转人政权问题。他说，你们抗日，就不要搞地方政权了。八路军是军队，不能搞政权，你们也搞政权，我这个省政府怎么搞哇！我说，我们是抗日的军队， 要搞抗日根据地，就得建立政权，发动群众。有了政权，有了群众，才好打日本鬼子。 而且，不建立政权，我们没有饭吃。你们的政府，一不给我们粮款，二不给我们弹， 连应该发给八路军的薪饷都不给，我们不搞政权怎么办？他说，各级政府要由我们委 任，不经过我们任命，不能算数。我说，关键在于群众是不是拥护，我们的抗日民主政 权是经群众民主选举产生的，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这是民主，同你们的委 任根本不同。群众不拥护的东西，委任了也没有用！围绕政权问题，双方针锋相对，争 论了两个多小时，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因他是我们的争取对象，我在谈话中注意了掌握 分寸，留有余地，求同存异，避免把关系搞僵。
谈判回来，我们仍按自己的办法干，到处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于学忠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拿八路军没办法。独立自主嘛，不搞政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 战线”，手脚被人家捆住，八路军就不可能生存、发展、壮大。军政委员会在这个问题 上思想统一，决心也大，因而短期内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
发展武装力量
八路军有了武装力量，才能建立政权，巩固政权。反转来说，有了政权，又为武装 力量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巩固和扩大政权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武 装力量，是我们面临的又一项紧迫战略任务。
当时，党根据相持阶段的斗争形势，确定了巩固华北根据地，重 点发展鲁苏皖豫鄂五省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山东人多多，大有发展潜力。要求我们将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争取在一九四〇年内，将八路军正规部 队和游击队发展到十五万人，地方武装达百万以上。目的是坚持和扩大山东抗日根据 地，伺机向华中发展。山东的武装力量有个大发展的局面，对华北、华中的抗日战争， 无疑具有重要策应作用。
我们抓部队的发展，首先注重质量的提高。质量是基础。部队质量提高了，是不发 展的发展，不扩大的扩大。有人才，有干部，有优良的军政素质和传统作风，要成倍成 倍地翻番，就不发愁。红军时期大发展的经验，早就证明了这一点。
山东部队的质量情况怎样呢？ 一个是一一五师的部队。它从山西进人山东后，虽然 补充了不少新成份，但干部大多是红军时期的指战员，不论军事训练、政治工作、管理 教育、战斗作风等方面，都继承了红军的光荣传统。尤其是师政委罗荣桓同志，长期跟 毛主席在一起，对建军和作战思想体会很深，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这支部 队素质好，战斗力也强。当然，山东抗战的新形势、新特点，以及新成份的大量涌入， 也使部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加强建设和提高的问题。另一个是山东纵队。它是抗战初期 自力更生、土生土长发展起来的。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发展到那么大的规模，担负那么 繁重的任务，很了不起。曾经指出：“山东工作在同志们艰苦创造中，已获得巨大 成绩。（在）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单独已经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这个 评价，是适当的。当然，也正因为部队成立后，缺乏有经验的军事领导骨干，发展又比 较迅速，因而没能达到抗战需要的水平。例如，政治工作部门不健全，党的基层组织薄 弱，干部的政治军事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缺乏，组织纪律性不够严格，等等。这就说 明，不论老部队一一五师或新部队山东纵队，都提高质量，才能够适应大发展的任 务和要求。
提高质量主要是抓部队的教育和训练。我们办学校，办教导队，办参谋集训队。每 个团或支队，都开办干部培训班。另外，还送一些干部去抗大山东分校，进行培养。我 们要求团以上干部在政治方面，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历史 唯物论、党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军事方面，学习《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 的战略问题》、游击战术、苏军野战条令，以及研究日军的战略战术。对营以下干部的 学习内容，也作了具体规定。领导干部亲自讲课，是条法规，这也逼着他们自身首先要 学好。
两支部队，交流人员，取长补短，是有效方法。一一五师战斗骨干多，我们报请中 央批准，从那里调了两千多人到山东纵队，充实骨干。山东纵队的干部，熟悉山东的地 理环境、风俗民情，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也从中抽调了一些去一一五师，帮助他 们开展工作。一九四〇年，因一一五师担负的作战任务很重，需要大批兵员，山东纵队 一次就拨给他们三万余人。这两支部队的人员交流，对迅速提高质量，增进了解，共 同战斗，起了有效作用。
在实战中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也是重要一环。那时，战斗频繁，部队不断转移和 作战，是很实际的锻炼。我印象里，一支部队在一个村子里，连续住一个星期的情况极 少。游击战嘛，就是打了走，走了打，转来转去，在一个地方住不了两三天。这支部队 走了，那支部队又来，反正地盘只有那么大，常来常往就是了。新兵多，行军、宿营、 作战缺乏经验，什么警戒啦，联络啦，疏散啦，埋伏啦，夜袭啦……靠在实践中锻炼。 老部队行军后宿营，懂得用热水泡泡脚，消除疲劳；新部队就不懂，你叫他洗都不洗。 一天急行军下来，脚上打泡，走也走不动。尝到了苦头，才懂得洗脚的重要。为迅速提 高部队的战斗力，每打一仗，我们战前周密计划，精心布置，深人动员；战后及时总结 经验教训，让指战员明白胜利是怎么得来的，失利是如何造成的，提髙自觉性，减少盲 目性。像孙祖战斗，日军出动四百多人，被我一个支队包围，歼灭二百余，是个不小的 胜利，但也存在问题。优点是侦察清楚，决心果断，地形选择适当，集中了优势兵力； 缺点是下级指挥员不机动，通讯联络不好，追击动作缓慢，因而未能达到全歼敌人的预 期目的。我为此专门做了总结报告，对干部进行教育。这样的总结经常进行，很有 益处。
在提高部队质量的基础上，扩大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数量，造成武装力量大发 展的局面。部队经过一九三九年下半年的整顿，质量明显提高，军政委员会决定积极扩 展队伍，以便更好地担负起规定的战略任务。那时，国民党利用群众的抗日情绪,进行欺骗宣传，拼命在各地扩展实力，为积极反共作准备。短期内拉起的民团、游击军 之类的队伍，达十万之众。我们如果忽视了部队数量的扩展，就难以形成自己的优势， 不仅经不起对日作战的长期消耗，而且有被国民党顽固派挤掉的危险。一九四〇年，是 山东武装力量大发展的一年。我们有了较巩同的政权，有坚持抗战的决心和威望，有一 支军政素质较强的正规部队，为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部队和地方党在发动群众参军 的同时，也注意了争取和收编杂色武装的工作，在鲁中、鲁南、胶东等地区，收编了数 十股大小杂色武装。山东纵队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是二万五千人，到一九四◦年上半 年，即发展到五万一千余人（不包括调给一一五师的三万二千人）。一一五师一九四〇 年初是五万八千余人，到九月就发展到七万多人。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武装自卫团等地方 武装也有很大发展。
六月间，山东纵队开始整编、整训。不久，将所属部队正式编为五个旅，四个支 队。一旅旅长王建安（兼），政治委员周赤萍；二旅旅长孙继先，政治委员江华（兼）； 三旅旅长许世友，政治委员刘其人；四旅（后组建）旅长廖容标，政治委员汪洋；五 旅旅长吴克华，政治委员高锦纯。支队司令员胡奇才，政治委员王子文；第四支队 司令员赵杰，政治委员王一平；第五支队司令员王彬，政治委员王文；独立支队司令员 邵子厚，政治委员朱则民。
军队的物资供应问题，亦有改善。部队虽然扩展了，但因有了政权，得到人民群众 的积极支持，筹粮、筹款、筹物资比过去好得多。那时是战争环境，群众生活很苦，尤 其是沂蒙山区，粮食产量很低，青黄不接的时候，群众靠吃糠、吃野菜度日。我们不能 与民争食，部队所需的粮食、物资，尽可能地取之于敌。
粉碎新“扫荡”
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起，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明显增加，愈演愈 烈。这种相持阶段的“扫荡”，与战略进攻阶段有不同的特点。所以，我们称之为新 “扫荡”。
我当时对这种“扫荡”的特点，作了如下的概括：
(一） 敌人把后方转变为前线；
(二） “扫荡”是不平衡的；
(三） 敌人以堡垒形成巩固的点和线；
(四） “扫荡”次数增多，时间短促；
(五） 以“游击战”对游击战；
(六） 实行烧杀与封锁政策；
(七） 强化汉奸政权，利用汉奸、特务进行破坏；等等。
针对敌人新“扫荡”的特点，我军采取游击、破袭、麻雀战等作战手段，不断给 敌人以有力打击。
下面，是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战斗。
苗山战斗（1939年6月）：六月下旬，日伪军三百余人进占莱芜的苗山。我纵队一 个连，乘敌在河里洗澡的时机，发起突袭，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后敌从莱芜城调来援 军，我军依托山地，与敌激战竟日，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迅速转移。共歼灭敌百余名， 俘敌数十人。
大郝家埋伏战（1939年7月）：大郝家位于龙口至招远的公路附近。据侦察，敌每 天有汽车通过。七月三日，我纵队一部以集束手榴弹埋在公路上，设置伏兵，一举炸毁 敌汽车三辆，毙敌中川清秀指挥官以下三十余名，缴轻机一挺，长短四十余支，子 弹三千余发。
梁山伏击战（ 1939年8月）：七月间，我一一五师一部在泰西、运西地区，经东 平、宁阳等战斗，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八月初，敌从津浦线抽调炮兵一部和步兵长田敏 江大队共六百余人，经汶上向梁山一带进犯。我一一五师一部六百人在梁山附近设下伏 击圈，将该敌包围全歼，缴获大炮三门、轻重机二十余挺、步二百余支，创造了以 相等兵力全歼优势装备敌人的模范战例。战后，敌疯狂进行报复，出动五千余人及汽车 百余辆、装甲车四十余辆，对鲁西平原反复“扫荡”。我军利用青纱帐掩护，不断袭击 敌人，仅一次战斗即毙伤敌二百余名，毁汽车十余辆、装甲车三辆。历时一个月，终于 使敌人的“扫荡”失败。
冶源战斗（1939年9月）：冶源为临朐县的重镇之一，有日伪军一百余名盘踞。九 月十一日我纵队一部向守敌发起突袭，激战三小时，攻克该镇，歼敌五十余名。
五井战斗（1939年10月）：十月二十五日，青州、临朐守敌日伪军四百余人出动， 向五井我军驻地突袭。我军顽强抗击，在增援部队配合下，经一天激战，将该敌击溃。 缴获轻重机四挺、长短三十余支、子弹五万余发，毙伤俘敌青州守备队长有田以下 近二百名。
泰山反“扫荡”战斗（1939年11月）：十一月上旬，敌从泰安、莱芜、博山等十 一个县，出动步、骑、炮兵两千余人，兵分八路，向我泰山根据地腹心地带合击。在一 周时间内，我军采取侧击、尾击、奇袭等战术，打击敌人。经金牛山、陈林、马鞍山、 大王庄、龙磨角、章莱路、下游庄等一系列战斗，共歼敌近三百人，使敌人的“扫荡” 破产。
总破袭战（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为粉碎敌人的冬季“扫荡”，从一九三 九年十二月至翌年一月，我鲁南、鲁西、鲁北、胶东各部队，发起总破袭战，破坏敌人 控制的铁路、公路，袭击重要据点，牵制和迟滞敌人前进。六次破袭战，共破坏铁路、 公路数百里，炸毁火车一辆、桥梁十余座，收割电线一千多斤，零星歼敌数千名。
孙祖战斗（1940年3月）：三月中旬，沂水、朱位、东里店、铜井、莒县五个据点 的敌人，出动四百余人，向我纵队司令部活动的岱庄、孙祖地区进击。我们调山纵二支 队及一个交通营，在孙祖和铁峪一带山地设伏。十六日战斗打响，激战两昼夜，共毙伤 日军二百余名，缴获一批马匹、车辆、武器弹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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